何谓礼之大成？姚际恒曾对《礼运》礼之大成提出质疑，理由是：祭礼不过五礼之一端，不得谓礼之大成。

曾子自以为无罪，使人谢夫子。近些年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讨论以至争辩，同情儒家、批判儒家和试图超越立场之争者都参与其中。

）检举告发（证之）父亲得到了同乡叶公的认可，誉之以直[?]。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。血缘亲情 家国关系问题是政治领域中的重要议题，关乎伦理与政治、公与私的关系。孔子就认为一个人遵守家庭伦理就会服从公共规则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，鲜矣。[62] 陈寿：《三国志》卷11《邴原传》注引《原别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353-354页。

家邦连用亦常见于《诗经》。春秋战国时期，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，宗法制的崩解，家的型态呈现出以小家庭为主，故孟子中有数口之家八口之家一说。或者说，宗教保守势力群众路线的成功，正是全球化经济格局变动和激进世俗化为渊驱鱼的结果。

其突出的身体力量维度，正好可以克服晚期胡塞尔-梅洛·庞蒂之偏，适用于一切观念实在同体的实体。谢林看到了国家同样是两种力量阶次的翕辟关系，可惜并未展开。中华文明始终在以一种不承认文明冲突的方式解决文明冲突。⑧道理与气数的不合，触到了人力或人义的界限，其实是对历史性的感悟。

丁耘：《道体学引论》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，第99—101页。笔者曾经小结过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三十年思想史①，本文希望延伸这一观察。

相比于上帝死了，中国现代革命最激进的一面也不过是祖宗死了，过去的彻底过去了。《中庸》的要义是诚，是合一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，对中国性的思考，既不能忘却晚清以来的所有经验，又不能被古今中西问题的既有形态捆住手脚。其次，文明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对立是心物（身心）难题在历史哲学中的延伸。

但这些是普适工具，对自然与人工的万物全都有效，当然不只适用于互联网社会及其赛博格主体。中国文明不是世俗化的文明，而是世俗性的文明，只有这一个世界的文明。【关键词】 再天下化,文明体,唯物史观,单子论,气论 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。世俗化作为宗教的自我扬弃，是以宗教的宰制为前提的。

当代中国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，就是打通这两条道路。换言之，中国思想传统对于巨变或大变局并不陌生，甚至将此体验上升为世界的本原——变易。

人类历史总有理气不合的一面、道不行的一面。这就是中国式开放的世界历史意义。

这一行动本身也拥有实在与观念上的历史前提。诚作为合内外之道，包摄了《大学》的心物关系，且具备更多意蕴。这个难题在中西形而上学中都有若干解决方案，各有优长。更有甚者，它还卷入了文明体内部，并压制、取代了冲突社会学意义上的内部冲突（阶级斗争）。中国思想面对的最大矛盾，当然是被上一代学人概括为古今之争的巨变。面对当代世界的诸种问题，如果我们愿意从文明间关系去考虑，那么就需要改善对文明体的认知范畴。

首先是理解文明体及其冲突的本质。按中国哲学史的统绪，总说就是心理气的合一，分说可谓心气合一、心理合一、理气合一。

20世纪初的救亡及其与启蒙的双重变奏问题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启蒙及其主体性的辩证法问题，都要在这个全球性的双重变奏下重新理解。原发的现代化、激进的世俗化与反宗教本身就是镜像中的宗教，是一神论文明的必然产物。

⑨笔者在《是与易》（载丁耘：《儒家与启蒙——哲学会通视野下的当前中国思想》，第217—300页）一文中已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一争执有若干形态，在殷周之际、周秦之际早已出现。

第三是现实地设想一个天下型的文明。结论是在施特劳斯这个路标之后，中国思想将获得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自觉，主体也将返回充满具体历史内容的政治世界。这就是离开宗教就无法理解现代性（不管哪一次浪潮）的根本原因。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的中国乃至世界形势，可谓改革与开放的双重变奏。

是从单一文明体的古今之变出发，还是从文明间关系（无论是否存在文明的冲突）出发。例如，国家货币的观念性一点儿都不比虚拟货币少，但另一方面，国家货币又比桥梁和楼宇更为坚实。

当前这首先包括经贸关系的失衡与再平衡、国际关系、国际法、地缘政治、战争与和平、大陆与海洋。然而，未及天和天命的天下观始终是浮泛的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没有什么文明比中华文明更不拒斥全球化。当前各种理论的无效，在哲学层面的缘由就是未能达到这一前提。

随着充满曲折斗争，但终究无法摆脱的经济一体化历程，全球文明的互动将是一个总体性的趋势。莱布尼茨的单子论（不是对其做出片面解释的胡塞尔现象学单子论）具有非常明显的问题意识，那就是把空间还原为力量关系。所以仅懂得理上的应然，或仅能让个人行动合乎这个应然，都还不是知天命。这导致了一个看似荒谬的结果——少数与孤立正在普遍化。

从心所欲不逾矩则由直感而直行，是理欲、身心的大统一，是充体之气与天命之气、历史之气的贯通。这些作为新问题的理论矛盾当然是现实矛盾在思想中的投射。

但在21世纪，尤其是2008年以后，开放的权重较之改革越来越大，比单纯的改革更具问题意识上的挑战，也比改革更为普遍化。这是一切活传统的特点，儒家也不外于此。

如果问题意识只有前一维度，当然也可以提出一种被古今问题笼罩的中外问题，即在现代化普遍道路中如何保持和发扬中国性的问题。若缺失古今之维，就既抓不住道儒、儒法的根本争论，也抓不住儒学内部、经学内部的根本争论。